游伟教授:令人忧虑的企业家“落马”

发布日期:2021-11-25 18:43   来源:未知   

  不久之前,一份涉及国内企业家“落马”的调研报告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份由《法人》杂志等民间机构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透过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组数字,称在2011年一年时间里,见诸媒体报道的企业家涉案达202件,除了其中有三件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及部分案件已经审判结案外,其余涉案人员均已被有关部门“双规”或者正在被司法机关查办之中。报告分析说,在199件案件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涉案88件,共同犯罪占到总数的近40%,涉及1266人,平均每案涉及16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52.59岁,年龄最小的是37岁,其中至少有20位曾经获得过国家给予的荣誉或者奖励。其涉案金额巨大,被初步查明和经判决确认的案值高达19.9亿余元,均值有3380万余元。

  国有企业的涉案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国家长期培养并已经进入“成熟”年龄段的企业家,有的还曾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这些企业家,大多经历丰富,从事企业管理和经营活动具有相当的经验,在对外交往和调动人脉、资源等方面也有较强的能力。笔者注意到,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犯罪中,“一把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及犯罪的特点颇为相似。这又使我想起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在去年发表的一篇长篇调查报道,该文对广东省反腐败工作中的“一把手”监督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广东省2007年以来查处的“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达2000余件,大多是因为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而导致的权钱交易案件,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值得认真反思和总结。

  而从对企业家犯罪类型的分析上看,也大致具有某种同一性倾向。据上述《报告》分析,在已经基本确定罪名的76件国有企业家犯罪罪名中,受贿罪45件、贪污罪24件、挪用公款罪11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5件;而民营企业家则明显不同,在其109件已基本确定罪名的案件中,“涉黑”案17件、“涉骗”案41件、涉“非法经营”案22件、涉“行贿”案18件。可见,国有企业家,主要是利用国有企业赋予的职权从事受贿和直接占有、动用公司财物的犯罪活动,具有明显与“职务”相关联的贪腐性质。而民营企业家,因为没有可以直接依靠的自身“权力”优势,更多是依赖社会上的不法势力,从事经济欺诈或者非法交易,或者直接通过行贿手段对公共权力进行“收买”。

  由此看来,在对待企业家犯罪治理问题的研究上,确实不能泛泛而论,需要通过案例剖析、数据分析、论证成因,拿出科学的对策来。无论是对于公共机构官员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反腐败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制约权力的滥用。经验告诉我们,凡有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和权钱(利益)交易的腐败。但我们的一些组织、人事部门或者单位职员,却仍然有着“个人英雄”的情结,通常还是相信“一把手”的能力和魄力,并寄予他们更多的期待,相信他们对于事业的忠诚,对于属下的体恤,相信他们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往往对企业“一把手”的规制明显不足和薄弱,甚至允许他们自行去“建章设制”,默许他们有更多的“特权”去突破规则(有时借用“集体决定”的名义),去进行所谓的“开拓”和“创新”。久而久之,培养了某些“一把手”好大喜功、轻视民主、藐视规则的习性,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国有企业家及国家官员腐败的事例不断提醒人们,对制度构成最严重破坏并且也最难受到制约的,始终是贪欲和权力,而制约权力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依然要靠“法治”和规则的执行力。

  面对一个个“成熟”的国有企业家“落马”走上犯罪之路,面对我国当前依然严峻的反腐败形势,我们除了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和“继续高举反腐败旗帜”外,最需要去做的仍然还是完善权力配置和制约的制度、健全权力滥用和可能出现腐败的预警和“早发现”机制,需要不断推进“纸面制度”向“制度行动”的转化,使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运行真正姓“公”、姓“廉”,而不是姓“私”、姓“腐”。要让权力行使受到更多科学、有效的制衡,从制度和操作两个层面上去减少国有企业家腐败的机会,让企业“一把手”的权力运行通过更为民主的程序得以公开和透明,让它们运行在“法治”轨道上。